一旦美國開始實施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就意味著全球風險資產的重新定價，將加劇國際資本流動，引起匯率和國際收支的變動，進而為全球經濟增添不確定性。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宇燕
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仍將維持中低速水平
展望2014年世界經濟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發(fā)達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區(qū)域貿易談判進展、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值得關注，預計全球經濟增長仍將維持在中低速水平。
首先需要關注的是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時間、力度和速度。
2013年底，美國的貨幣政策調整已經拉開序幕。當地時間12月18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發(fā)布聲明，將把每個月購買債券的規(guī)模從850億美元削減至750億美元。
一旦美國開始實施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就意味著全球風險資產的重新定價，將加劇國際資本流動，引起匯率和國際收支的變動，進而為全球經濟增添不確定性。
此外，由于美國兩黨在2014年財政預算以及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分歧，2013年10月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一度“關門”。目前美國債務問題并未徹底解決，如兩黨互不妥協(xié)，勢必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
歐洲方面，盡管歐元區(qū)債務危機總體上得到了一定緩解，但不排除個別國家債務問題暴露或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如果某些、尤其是個別系統(tǒng)重要性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歐洲的復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并會拖累全球經濟增長。
歐元區(qū)國家為調整公共部門平衡表所推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將有可能加劇經濟下行風險，從而進一步推高政府債務，政府的償債能力和財政的可持續(xù)性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最終效果仍存懸念。當前日本面臨的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特別是3~4年后隨著日本“嬰兒潮”一代開始大規(guī)模退休，支撐國債市場的國內儲蓄將減少。當將近2.5倍于GDP的政府債務不得不靠敏感易變的國外投資者的時候，日本將成為高風險國家。
實際上，日本現政府目前的經濟政策并未觸及深層次的結構改革，難以化解深重的老齡化問題，延長了那些早該倒閉的“僵尸企業(yè)”的壽命。而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率和提高消費稅都是雙刃劍，在穩(wěn)定債務、鼓勵投資和避免抑制消費之間很難三全其美。此外，當日元貶值帶來的紅利遞減或消失時，出口部門亦將面臨新的挑戰(zhàn)。
由于面臨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和各種國內挑戰(zhàn)，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仍將面臨超出預期的下行風險。其中，同為金磚國家的印度和巴西最值得關注。
過去10年，印度的繁榮主要得益于全球流動性增強和其他新興市場繁榮的帶動，但現在這些因素或將不再。巴西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龐大的社保體系、沉重的賦稅、日益萎縮的制造業(yè)、嚴重落后的基礎設施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加上嚴峻的通脹形勢，使巴西陷入困境。嚴重倚重能源資源出口的俄羅斯，對外脆弱性較高的土耳其、墨西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其經濟表現也特別值得關注。
實際上，2013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市場脆弱性凸顯。2013年6月，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為美國退出量寬政策吹風時，立即在全球資本市場引起重大反應，大量資本開始逃離發(fā)展中國家，導致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出現波動、貶值，導致股價出現波動。
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3年1~11月，印度、巴西、印尼和土耳其的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平均貶值12%~27%，與此同時，股價波動幅度達到14%~23%。
2014年，區(qū)域貿易安排的影響將會逐步顯現。一旦TPP（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xié)定）建成，將會對亞太地區(qū)乃至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同時，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xié)定）、RCEP（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由東盟十國發(fā)起）等區(qū)域貿易談判也會成為影響雙邊和多邊經貿關系的重要因素。
至于這些區(qū)域貿易投資安排能否有效遏制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勢頭，仍然需要打個問號。
此外，一些地區(qū)安全和自然災害等突發(fā)事件，亦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如伊核問題、朝鮮半島局勢等。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宇燕
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仍將維持中低速水平
展望2014年世界經濟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發(fā)達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區(qū)域貿易談判進展、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值得關注，預計全球經濟增長仍將維持在中低速水平。
首先需要關注的是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時間、力度和速度。
2013年底，美國的貨幣政策調整已經拉開序幕。當地時間12月18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發(fā)布聲明，將把每個月購買債券的規(guī)模從850億美元削減至750億美元。
一旦美國開始實施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就意味著全球風險資產的重新定價，將加劇國際資本流動，引起匯率和國際收支的變動，進而為全球經濟增添不確定性。
此外，由于美國兩黨在2014年財政預算以及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分歧，2013年10月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一度“關門”。目前美國債務問題并未徹底解決，如兩黨互不妥協(xié)，勢必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
歐洲方面，盡管歐元區(qū)債務危機總體上得到了一定緩解，但不排除個別國家債務問題暴露或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如果某些、尤其是個別系統(tǒng)重要性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歐洲的復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并會拖累全球經濟增長。
歐元區(qū)國家為調整公共部門平衡表所推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將有可能加劇經濟下行風險，從而進一步推高政府債務，政府的償債能力和財政的可持續(xù)性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最終效果仍存懸念。當前日本面臨的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特別是3~4年后隨著日本“嬰兒潮”一代開始大規(guī)模退休，支撐國債市場的國內儲蓄將減少。當將近2.5倍于GDP的政府債務不得不靠敏感易變的國外投資者的時候，日本將成為高風險國家。
實際上，日本現政府目前的經濟政策并未觸及深層次的結構改革，難以化解深重的老齡化問題，延長了那些早該倒閉的“僵尸企業(yè)”的壽命。而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率和提高消費稅都是雙刃劍，在穩(wěn)定債務、鼓勵投資和避免抑制消費之間很難三全其美。此外，當日元貶值帶來的紅利遞減或消失時，出口部門亦將面臨新的挑戰(zhàn)。
由于面臨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和各種國內挑戰(zhàn)，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仍將面臨超出預期的下行風險。其中，同為金磚國家的印度和巴西最值得關注。
過去10年，印度的繁榮主要得益于全球流動性增強和其他新興市場繁榮的帶動，但現在這些因素或將不再。巴西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龐大的社保體系、沉重的賦稅、日益萎縮的制造業(yè)、嚴重落后的基礎設施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加上嚴峻的通脹形勢，使巴西陷入困境。嚴重倚重能源資源出口的俄羅斯，對外脆弱性較高的土耳其、墨西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其經濟表現也特別值得關注。
實際上，2013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市場脆弱性凸顯。2013年6月，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為美國退出量寬政策吹風時，立即在全球資本市場引起重大反應，大量資本開始逃離發(fā)展中國家，導致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出現波動、貶值，導致股價出現波動。
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13年1~11月，印度、巴西、印尼和土耳其的貨幣兌美元的匯率平均貶值12%~27%，與此同時，股價波動幅度達到14%~23%。
2014年，區(qū)域貿易安排的影響將會逐步顯現。一旦TPP（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xié)定）建成，將會對亞太地區(qū)乃至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同時，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xié)定）、RCEP（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由東盟十國發(fā)起）等區(qū)域貿易談判也會成為影響雙邊和多邊經貿關系的重要因素。
至于這些區(qū)域貿易投資安排能否有效遏制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勢頭，仍然需要打個問號。
此外，一些地區(qū)安全和自然災害等突發(fā)事件，亦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如伊核問題、朝鮮半島局勢等。
